——專訪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檔案館(院史陳列館)副館長徐婉玲

　　作為故宮博物院建院百年大展之一，“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正在神武門展廳展出，100余件(套)檔案文獻及珍貴文物重現(xiàn)萬里歸家路。作為該展策展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檔案館(院史陳列館)副館長徐婉玲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策展思考與幕后故事，從故宮文物南遷看兩岸文脈相連。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會如何介紹“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

　　徐婉玲：故宮文物南遷，是故宮博物院的一段崢嶸歲月，也是中華民族的一段抗爭歷史，尤其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故宮文物自華北而東南，又輾轉(zhuǎn)于西南諸省，整個過程歷時二十余載，行程數(shù)萬里，從宏偉壯麗的殿宇樓閣移往華洋共處的租界洋房，從鋼筋鐵骨的現(xiàn)代庫房移入軍民同守的山間洞穴和鄉(xiāng)野祠堂。在艱苦卓絕的歲月，社會各界仁人志士為守護中華文化根脈，留下了許多感人的真實故事和珍貴的歷史記憶。

　　展覽分三個單元，分別是“南遷北歸 國寶永存”“古物重光 文脈賡續(xù)”“薪火相傳 生生不息”。其中，第三單元“薪火相傳 生生不息”，以南遷文物和留平(注：意為留在北平，北京當時名為北平)文物為中心，結(jié)合南遷人物雕塑，展現(xiàn)中華文化的整體性和兩岸故宮博物院藏品不可分割的關(guān)聯(lián)性。

　　中新社記者：能否請您分享此次策展的思路？展廳正中有一件大木箱，并不是特別珍貴的文物，為何放在如此顯眼的位置？

　　徐婉玲：在此次展覽策劃過程中，學術(shù)性與大眾傳播的平衡成為重要考量。展覽采用“文獻+文物”的展陳方式。由于南遷文物品類豐富，策展團隊精心挑選文物，力求展現(xiàn)文物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以及文物與檔案文獻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

　　例如，展覽選取一組清代宮廷畫家董誥的花卉軸，根據(jù)圖軸中所繪器物，從南遷瓷器中擇選器型相似者，配以淡雅的龍泉窯梅瓶、鮮艷的蝠紋葫蘆瓶和掐絲琺瑯蒜頭瓶等。南遷文物中的三件掛軸和留平器物同柜展出，有一種觀賞的聯(lián)系，讓觀眾可以進入文物南遷的特定情境，也能感受文物在清代宮廷中的風采。在國泰民安的環(huán)境中，文物不需要顛簸和遷徙；當我們迎來和平時，這批文物也得到了妥善保管。

　　展廳正中這件木箱，編號為寓字3350號，根據(jù)封條及朱印信息，可以明確此箱件曾遷存樂山峨眉。根據(jù)《存滬文物點收清冊》，箱子內(nèi)當時裝有284件戲衣等物。現(xiàn)場還配套展出它當年“同行者”——一件清康熙時石青色折枝花蝶紋妝花緞女帔。身處和平年代，它們才有機會舒展且有尊嚴地展出。

　　1934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提議點收存滬文物，自1934年11月20日至1937年6月14日，所有南遷文物箱件點收完畢，共計整理《存滬文物點收清冊》727冊。已清點文物所在箱子編號分別冠以“滬”“上”“寓”“公”，指代分屬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圖書館、文獻館和秘書處的箱件。馬衡先生以此命名，表達了這批文物離開紫禁城就仿佛“流亡貴族”，也有自嘲意味。

　　中新社記者：在梳理故宮文物南遷史的過程中，您認為哪件文物的流轉(zhuǎn)歷程較有代表性？

　　徐婉玲：此次展覽一樓展廳有一張拍攝于1925年至1930年間的老照片，體現(xiàn)故宮博物院建院初期文淵閣《四庫全書》的原狀陳列。整個建筑空間就是一座《四庫全書》的圖書館，中心展柜里放置著打開的經(jīng)、史、子、集書冊，可供觀眾駐足欣賞觀摩。

　　這種原狀陳列場景因日本侵華戰(zhàn)爭逼近而徹底改變。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故宮博物院開始為文物古籍的安全保管籌謀對策。1933年2月，文淵閣所藏《四庫全書》共裝536箱，開啟了南遷之路。展廳中亦有一張對應照片，顯示《四庫全書》南遷后的文淵閣，書架上空空如也，不見一本冊籍。

　　盡管文物南遷是為躲避戰(zhàn)火，這些數(shù)千年文明結(jié)晶的珍貴古籍并未就此封存箱中。1933年至1935年間，商務(wù)印書館以文淵閣《四庫全書》為底本，影印出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箲?zhàn)勝利后，文淵閣《四庫全書》全部東歸南京。及至1949年1月，第二批1680箱故宮文物遷臺，其中就包括《四庫全書》。至今，書閣分離已達90余年。文淵閣與《四庫全書》，見證了文明火種在動蕩歲月中的傳遞，也牽引著兩岸故宮博物院藏品之間不可分割的文化紐帶。

　　中新社記者：故宮文物南遷過程中，由于歷史原因，部分文物最終遷到臺灣。兩岸文脈相連在展覽中如何體現(xiàn)？

　　徐婉玲：這次展覽現(xiàn)場特別擇選了幾件文物予以表達。例如一層展廳內(nèi)的明宣德青花纏枝蓮紋執(zhí)壺，它原存紫禁城古董房內(nèi)，曾著錄于乾隆皇帝收藏瓷器圖冊《燔功彰色》之中。此壺為公字3411號箱南遷文物，抗戰(zhàn)時期遷存峨眉。1949年《燔功彰色》圖冊及所著錄的部分瓷器遷臺，明宣德青花纏枝蓮紋執(zhí)壺北返。再者，二層展廳內(nèi)的春秋芮公壺，臺北故宮博物院同樣也有一件。清宮時期，兩件寶物分藏于頤和園和紫禁城，后在文物南遷中數(shù)次遷徙。

　　最終，一件北歸北京，一件遷往臺灣。我想，這兩件文物呼應著兩岸故宮博物院藏品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整體性。

　　除了兩岸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文化聯(lián)系，兩岸“故宮人”之間也有割舍不斷的情感紐帶。展覽特別展出了隨故宮文物遷到臺灣的“故宮人”的一些珍貴舊物，這些物品是臺灣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給予的大力支持。例如臺北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莊嚴在臺中霧峰北溝舉辦“曲水流觴”雅集時的字帖與酒具木斗，最后一位離世的故宮文物赴臺押運人索予明去臺灣時穿的背心和攜帶的兩塊銀元，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物專家那志良母親在分別前送給他的懷表……通過這些物品，展現(xiàn)兩岸之間的文化和情感紐帶，真正做到見史、見物、見人，物品不僅記錄了典守遷臺文物的前輩先生對于中華文化的自覺傳承，也承載著他們思念故土親人的拳拳之心。

　　我們還在展覽結(jié)尾專門擺放了一組名為“功侔魯壁”的參與文物南遷人物的雕塑，塑造了馬衡、莊嚴、那志良等十一位先生的形象。展覽開幕那天，莊嚴先生的兒子、87歲的攝影家莊靈從臺灣趕來，他說“希望上一代人的遺憾，不再成為下一代人的遺憾”。